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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在奉化城西岙村附近的溪沟里，捕蛙人拎着一袋棘胸蛙走了出来，准备高价卖给“农家乐”。棘胸蛙俗称石蛙，属于保护动物，由于被大量捕捉，种群数量锐减（７月８日《宁波晚报》）。
这篇报道，显然意在呼吁市民要保护石蛙这一珍稀物种。笔者打破沙锅问到底，抛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何要保护石蛙？
按照长江边一名地方官员的理解，则应该是因为石蛙味道极其鲜美，而且还有滋补作用，所以需要保护之。这名官员曾经不解地问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江豚既然不好吃，干嘛还要保护？”（见７月７日《央视新闻调查》）不过，深究下去，这个逻辑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是很成问题的。首先，“好不好吃”是口味问题，因人而异。譬如榴莲，在我是美食，在他人则可能会觉得臭不可闻。因此，若拿它作为判断野生动物是否值得保护的标准，几乎等同于没标准，或者说，人人都是标准。这可是制定标准的大忌，因为所谓标准，其实是社会共识的体现。其次，这一逻辑经不起现实的推敲。事实是，不仅“不好吃”的江豚的数量如今仅剩５００头左右，就是那些好吃的野生动物，比如阿拉宁波人喜欢的很多海鲜，在野生环境中也难觅踪迹了。
显然，从“好不好吃”的功利主义角度，并不能让人信服地推导出江豚、石蛙等野生动物必须得到保护的结论。“一个社会的文明，并不仅在于看它创造了什么，更在于它拒绝破坏什么。”一位西方哲人的话，给了我们寻找答案的线索：其实保护野生动物的力度大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即它的法治意识和生态意识。这或许就是我们必须保护野生动物的最大理由，也是退无可退的底线所在。
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于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公民人人具有尊重法律的意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若将自己视为文明社会的成熟公民，就必须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保护石蛙的义务———因为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义务，对侵占或者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对包括石蛙在内的野生动物的保护程度如何，其实是检视一个社会法治观念是否深入人心的试金石之一。
如何对待生态，也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检验标准之一。文明，不仅指的是人类社会内部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关系调整，它更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某种程度上说，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其实是人类自身生存状况的一个瞭望台。对此，爱因斯坦有过深刻的体认。他曾预言：“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最多能活４年。”据统计，全世界约８０％的开花植物靠昆虫授粉，而其中８５％靠蜜蜂授粉，９０％的果树靠蜜蜂授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蜜蜂的传粉，约有４万种植物会繁殖困难、濒临灭绝。因此，保护蜜蜂就是保护人类自身。石蛙虽然无法传授花粉，但它在生物链中也自有其重要的作用。诚如《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当田野里不再有清脆的蛙鸣，当大海里不再有鱼儿的踪影，当天空不再有鸟儿飞过，可以想见，人类的末日或许也就到来了。
我们为何要保护石蛙？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公民义务，更是文明社会的自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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