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利用野生动物该严惩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南昌航空大学副校长罗胜联与36位代表一起联署、正式提交了“关于提请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议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黄信阳也对《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提出建议，建议在三到五年时间里，彻底取缔活熊取胆。

　　立法现状

　　现行法律存严重漏洞

　　罗胜联代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至今已实施了25年；而1992年颁布的《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也已有21年，其立法思路及规范精神早已落后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罗胜联代表告诉记者，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存在严重漏洞，主要包括3个方面：

　　一是现行法律仅以“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保护的对象，保护范围过窄。

　　二是奖惩机制不够严格，对于残酷猎捕、猎杀野生动物和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刑罚标准较低。

　　三是将对野生动物的许可猎捕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不利于保护。

　　罗胜联等代表认为，法律的不完善直接导致了对野生动物的过度猎捕和圈养利用，活熊取胆、虎骨入药、活剥狐狸、貂等动物皮毛的残忍做法，以及野生动物驯化表演和大量野生动物标本制作等不当商业活动，都呈现出越演越烈之势。

　　罗胜联代表告诉记者，我国自1980年以来便陆续加入了多项野生动物保护的国际公约，但目前的野生动物保护水平无法达到国际公约要求。

　　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国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野生动物增多，也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声誉。

　　曾全程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法》制定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汪松教授已80高龄。他对记者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专家们在制定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时，并未把穿山甲等列为一类保护动物，可没想到，今天穿山甲竟成了濒危动物。

　　汪松教授担忧地说，中国是为数不多的长期过度利用野生动物的国家，如果野生动物保护法不及时修改，野生动物还会继续走向濒危甚至消亡。

　　修法建议

　　删除“合理利用”条款

　　罗胜联代表说，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在“总则”第一条就提出，其立法的主旨是“保护与合理利用”，且“合理利用”内涵模糊，同时将野生动物定位为“资源”，侧重于利用价值，不利于保护，应删除。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贺海仁副研究员认为，当“合理利用”出现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时，下面的规章就出现了出售、收购等字眼，这实际上是以赢利为目的，是交易，像活熊取胆等已成为一种产业。

　　贺海仁说，同时，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手段把驯养野生动物等许可权高度集中起来，等于把收购、出售野生动物合法化了。

　　专家建议，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主旨中不能再出现“利用”，但在具体的实施条例中可以有适度的利用规定，但什么是“合理利用”一定要严格解释。

　　罗胜联代表说，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规定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范围太狭窄。应扩大到所有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应单独加以界定，并使之与相应的罚则相配合。

　　制定较高的罚款标准

　　罗胜联等代表建议，应增加对残酷猎捕、猎杀野生动物和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刑责，制定较高的罚款标准。

　　同时，应将现行法律中“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规定改为：“禁止骚扰、虐待、猎捕、杀害、买卖、陈列、展示、持有、输入、输出、饲养、繁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同时，应明确禁止用下列方法捕猎野生动物：包括使用炸药、使用毒物、使用麻醉物、架设网具、夜间强光照射、使用陷阱、兽夹等。

　　代表们还建议，新增“如有危及公共安全或人类生命的紧急情况，可以采取猎捕猎杀野生动物等防卫手段，但以必要为限。若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除特别紧急情况外，需报野生动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增设野生动物保护咨询委员会

　　代表们提出，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设立野生动物保护咨询委员会，其具体设置办法由国务院行政法规规定，其中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伦理学者、民间动物保护人士等代表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野生动物保护咨询委员会要参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名录的制定及其调整工作。同时，应增加野生动物保护咨询委员会在惩罚违法犯罪审理中的作用。

　　同时建议，各级野生动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相应的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用以救助受伤、失群等情况下的野生动物。中心完成救护后，应视野生动物恢复情况将放归其自然生存环境中。

　　文/记者 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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